民谣说：“端午节，天气热，五毒醒，不安宁。”五月初五端午节民间便流传了许多驱邪、消毒和避疫的特殊习俗。端午节驱“五毒”，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防病。
端午节，早已有之，据出土文物考证，早在史前，吴越一带就有类似的祭祀活动。后来，相沿成习，渐渐遍及全国各地。为什么进入初夏的这个节日，能够盛行不衰，除了后来附会于这个节日的传说故事，如屈原、伍子胥外，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识逐步深化所致，才出现这种以追求健康生活为主旨的群体活动。
据《陈氏祖谱》记载，唐昭宣帝天佑元年，为了怀念屈原，当时皇帝封其为“昭灵侯”。而湖北省荆门市陈家湾的陈元梁，更是在端午节，根据当地气候情况，制作了两种雄黄酒来纪念他。一种是以雄黄石(主要成分是硫化砷，有毒)为原料制作的雄黄酒，称为矿物雄黄酒。此酒会在端午节当天，洒在庭院屋角，以驱邪辟虫；另一种是以杜仲雄花和黄精为原料制作的雄黄酒，称为草本雄黄酒。
(五月五产品图）
据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的《时令》篇：“京师谚曰：‘善正月，恶五月。’”善和恶，说明京师百姓认为季节的变化，气温的高低，对于环境所产生的作用，非同小可。因为大地回春，万物萌生的同时，传播疾病的蚊蝇，伤害人畜的虫虺，肆虐街坊的鼠鼬，横行草丛的蛇蝎，也会大量地繁殖孳生，势必影响到人类的正常生活，这大概便是京师人认为“善正月，恶五月”的原因所在了。
北京的春节前后，是北京最冷的季节，大家等于生活在冰箱里，食物、饮水、起居、行止，在低温状态下，安全系数较高，故曰善。而到了端午节，北京开始入夏，第一因多雨而潮湿，第二因高温而燠热，这是最适宜病毒、细菌、微生物、寄生虫的生存环境，故曰恶。于是，时疫之流行，瘟病之传染，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。这几年间，SARS也好，甲型H1N1也好，都发生在春夏之交，即是例证。因此，没有任何防范能力的古代社会里，进入炎夏之前，人们选一个日子，搞一下个人和环境卫生，并约定俗成，成为制度。古称五月为毒月，五日为恶日，那么就在这天，全民讲卫生，实在是大有必要的。
据清人顾禄记述苏州风土的杂著《清嘉录》，以月为序，以节令为题，谈到《端五》这个节日时，也着墨于讲究个人卫生，提倡清洁环境，丝毫不涉及这个节日的古老传说。其实，苏州与伍员的因缘至大，一直到今天，系他建造，以他命名的胥门尚存，为市区繁华所在，可顾禄文中只字未提这个节日与伍子胥的关系。而是着重于“五日，俗称端五。瓶供蜀葵、石榴、蒲蓬等物，妇女簪艾叶、榴花，号为‘端五景’。药市、酒肆，馈遗主顾，则各以其所有雄黄、芷术、酒糟等品。”又说：“端午，簪榴花、艾叶以辟邪”，“医家亦以雄黄、衣香送于常所往来之家。家买葵榴、蒲艾，储之堂中”。菖蒲和艾草，都是芬芳类植物，具有祛虫杀菌的效能，所以古人都要在这一天储存这类草本植物，用来防病抗毒。在古籍《夏小正》这部书里，也有“此日蓄药，以蠲除毒气”的说法。
《清嘉录》中的《雄黄酒》一节，更写出了端午节的要义，压根儿就是大搞环境卫生，进行消毒除害的清洁运动了。“研雄黄末，屑蒲根，和酒以饮，谓之‘雄黄酒’。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，随洒墙壁间，以祛毒虫。蔡云《吴歈》诗云：‘秤锤粽子满盘堆，好侑雄黄入酒杯，余沥尚堪祛五毒，乱涂儿额噀墙隈。’”虽然，雄黄，即硫化砷，也就是砒霜，为有毒的矿石药，绝对不可饮用。但在科学不发达，医学不先进的古代社会里，人们为了辟虫避瘟，消毒驱邪，敢于使用雄黄，也说明老百姓求洁净之意，讲卫生之心，是如何关切了。
陈家湾处于鱼米之乡，容易受到五毒（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）的威胁，通过毒性很强的矿物雄黄酒，洒在庭院，防止五毒等动物的入侵。而草本雄黄酒在古代的的作用是驱瘟辟邪。端午前后，正是雨季来临，春夏交替之际，人们毛孔渐开，从中医的角度看湿气、邪气往往在此时入侵。古时人们认为草本雄黄酒正好用于在这个时候进补，扶正祛邪，驱除身体里的邪气。
端午节又叫粽子节，龙舟节，还有叫女儿节，诗人节的，其实，说是卫生节，也许更合其意。无论名称是什么，五月五雄黄酒都是不变的历史文化传承，当我们提到端午节时，除了想到屈原，也应了解古人关于五月为“恶月”的观念，在这一天要采取雄黄酒等措施注重个人和民族的身体健康，这样才能感受端午的民俗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