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是一生的烙印
有一年春节，我带女儿去丽江玩。女儿第一次去鸡场捡鸡蛋，感觉特别新鲜。回来后，她一手握着一个鸡蛋，吃饭时攥着，过安检的时候也舍不得放下。我们都笑她：“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。”就这样，两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，回到家。
一进门，没来得及换鞋，她就扑到姥姥怀里：“姥姥，我给你带回来两个鸡蛋！”那一刻，我们都傻眼了。孩子做了什么不重要，难得的是她心中还有牵挂。
家庭里充满了牵挂，孩子就被留下牵挂的习惯；家庭里充满了诗意，孩子就被打上诗意的痕迹。
现在的人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，越来越失去了属于每个家庭的烙印。“烙印”的英文是“brand”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“品牌”。企业得有品牌，人也要有品牌。人的品牌不是你拥有几亿资产，多高的学位，或是显赫地位；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，融入社会，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“流水线”。
好的家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，尊严和自由。人这一辈子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、延展自由。无论多好的职业、多好的爱情，一旦侵犯到尊严和自由，就会产生冲突，甚至出现新的选择。
我相信尊严与生俱来，它不是父母赋予的，也不是向任何人乞求的，而是自己的选择。所以，尊重孩子的选择，不用成人的标准剥夺它。
还有“自由”。我常带孩子背诗。有时，她踩着滑板车奔跑，我追着她，听她大声地背诵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；有时，她在浴缸里打水花，突然觉悟：“妈妈，这是不是‘春江水暖鸭先知’呀？”
女儿两岁多，开始活用诗词。有次我出差回来，问她：“想妈妈吗？”她冷不丁说：“路上行人欲断*。”可爱至极。女儿偶然解构经典，我从不纠正。一个人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有多少？小时候保留一些胡说八道的自由，长大了才可能拥有突破常规的创新。
所以，我很喜欢“家教”这个词。它是一种耳濡目染，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，它输出的终端产品，是“态度”。而正是这种态度，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。家教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，它不仅是伦理的认同，也是规则的认同，它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，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烙印，如同那两个执着的鸡蛋。
岁月风景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在文化所工作了6年。院子就在今天的恭王府，院墙剥落，边边角角匍匐着荒烟蔓草，随手丢下几粒蜀葵，滋生一片，粉嫩透亮，可喜可爱。办公室在二楼，老木板踩上去吱吱呀呀，若有满腹心事。早晨，阳光从窗口打进来，透过雕花，有紫色泡桐蓬勃生长。傍晚，收拾书桌，逆着光，恍惚“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”。
办公室的墙上，挂着宋儒张载名句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所长刘梦溪先生总是站在条幅底下端详慨叹：“多好的四句话啊，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使命。”年长我几岁的傅道彬老师接过话茬：“归根到底就是《周易》所言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文化就要化育人心啊。”18年前的这些对白，而今思之，唏嘘不已。18年前的小院风物，而今念之，刻骨铭心。
那时的我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编辑，却也无知无畏，成天追在大家后面约稿。拜访李泽厚先生，不好进门就催稿，我便从《美的历程》开头，高谈阔论。李先生家客厅不大，摆着一台老式冰箱。他对面默坐，任我信马由缰。突然，他走到冰箱前，拿出一大块巧克力递给我。吃完说罢，我起身告辞，李先生又捧出一本《论语新著》手稿，郑重地交到我手上：“把这个拿走。”李先生的客厅，沉默而丰富，年少飞扬的我，因此邂逅了不少学术的前沿风景。
还有一年，我去北京图书馆看望任继愈先生。那时他身体还很好，小小的个子，说话铿锵有力。“一块小饼干，咬一口，老师问：这是什么？标准答案是月牙。如果有孩子说，这是小船，就会被判错。我们的教育，幼儿园阶段就要求标答。这样下去，思想怎么能解放？”当年的“北图”，不似今日宏大壮丽，坐在任先生幽静的办公室里，聆听他针砭时事，感叹他学问之深，境界之大，人生历练之坎坷；然而，不迂腐不衰老，不纠结于细枝末节。
当然还有启功先生。我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，就喜欢找他提问：“启先生，字要怎么写，才叫好呢？”启先生说：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你死死地攥着车把子试试，不是撞大树就是撞头。什么时候写字不较劲，就写好了。”我似懂非懂，回家再练。要做论文了，我又问启先生：“理科论文能学理化，文科论文怎么才能学理化？”先生莞尔：“你自个儿边写边看呗，什么时候你看着那论文说的都不像人话了，那就是学理化了。”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，我从本科，到读研，再任教，走了30多年，日复一日。无论杜鹃烂漫，抑或腊梅幽香，哪条路上有先生的题字，我闭上眼睛都能找得到。那是师大人心中的胜景。
人生轮回，犹如四时风景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，渴望命运的波澜，期盼外界的认可，不懂得欣赏沿路的风景。一旁笑而不语的，是我们的父母、师长。因了这一路风景的濡染，我们在懵懂中与文化结缘。终于一天天发现，文化不是远离的、冰冷的，不是发黄的、需要膜拜的典籍。她支撑了时代，给予我们生命的基因。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，是一种传承，是很多人共同在做的一件薪火相传的事。所有的背影旧事，沉淀下来，终成风景。
所以，我还不能停下来，仍有更多的事情要做，我还是前辈眼中的顽童和过客，我的身上仍有托付。等到那天，当我老了，有幸侧身于风景一角，也许会像他们当年一样，笑看华发已生，皱纹平添，感恩相逢，善待离别。
幸福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
幸福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吗？我千万次地问自己。
有一年，我到柬埔寨大吴哥窟，寻访著名的“高棉的微笑”，却爱上塔普伦寺的角落里不起眼的“笑愁仙女”。这尊仙女像，左哭右笑两张脸，左跨一步是愁，右跨一步是喜，站在中间，则是喜忧参半。她的左边明明有一种深深的、寂寞的、深入骨髓的哀愁，而她的右边却始终笼罩着淡淡的、温柔的、慈悲隽永的欢喜。
夕阳披洒在砂砾上，有一种粗糙的温暖，小吴哥一片奇幻的金色……手指触摸上仙女像的瞬间，内心辽阔而安宁。笑愁仙女神秘莫测的表情，如同“八大山人”似哭还笑的签名，让我顿觉无比真实，这才是生命该有的模样。
我们一直在追求幸福，期待生活不着一丝哀愁，给予满满的笑意。稍有不顺，我们就苛责世界、埋怨他人。何时我们也能做一个能释然、懂接受，兀自绽放光芒的笑愁仙女？
著名犹太精神病学和神经学专家维克多·弗兰克曾写过一本轰动世界的畅销书《生命的意义》。年，纳粹已经开始进入奥地利，犹太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。弗兰克正值而立，意气风发，已是成果斐然的学者。他还是有执照的医生，握有美国绿卡。弗兰克的妻子刚怀孕，只有移民避难，才可保持小家的完整。
然而，他的身体里终究流着犹太人的血，奥地利有他的信仰和民族。踌躇之间，弗兰克来到维也纳大教堂。在管风琴洪大的奏鸣声里，他痛苦地抉择。留下的理由是什么？第一，他是医生。身体有病的犹太人是会被第一批杀掉的，而作为医生，他可以给这些人开具健康证明。第二，他是儿子。虽然留在奥地利，并不能阻止父母被杀掉，但是，他可以陪伴老人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。于是，弗兰克带着这两个沉重的理由回到家。
如同神示。一到家，门口多出了一条残损的大理石，上面刻着“十诫”中的第一诫：你当孝敬父母。父亲告诉他：犹太会堂已经被纳粹摧毁了，这条大理石被捡回了家……
年，弗兰克医生衣衫褴褛，形容枯槁，缓步走出纳粹集中营，他是全家唯一的生还者。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全都死在了那里。医生说：我不会后悔，生命的意义不只是追求幸福。
人性本“善”，并非小恩小惠，更不是一己的幸福，而是有关信仰的慈悲，是一种大我的担当。
在田沁鑫导演的话剧《北京法源寺》中，谭嗣同曾和法源寺的住持讨论慈悲：“慈悲可比善良大多了，慈悲是多么勇猛啊。”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要有人活着，才能继续革命，变法不能只是一个笑话。还要有人留下赴死，有流血，有牺牲，才能警醒世界。
主动选择苦难，直面生死，始终在大信义的驱使下去面对生命的全部意义。慈悲不止是慈眉善目的真容，而是至刚至勇的担当。
什么是生命的全部意义？不再踟蹰于难捱的苦难，不再自得于点滴的善意，幸福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更要勇猛直面残酷的人生。
以上精彩内容都来自于一本书——
《此心光明万物生》
作者：于丹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年9月
国学之思，美文之形，生活之用。打破偏见，重开视野。随着于丹教授的国学美文，让你看见中国人美好的样子。编辑推荐
《此心光明万物生》语出王阳明心学，从人生坐标的角度，将于丹私家美文结集成书；深入讨论：人性本善，并非小恩小惠，更不是一己的幸福，而是有关信仰的慈悲，是一种大我的担当。
全书分为“有所依”、“有所为”、“有君子风”、“有神仙骨”等八个侧面，惜缘向善；并配以“国学小站”和经典美图，让读者在一次次丰美的国学滋养中，感悟幸福的真谛，直面人生的考验。
编辑
王远
《亮报》官方
